说到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影响，以及宝鸡工业发展历史，有一位居功至伟的民族企业家，他就是荣氏企业的重要成员、荣德生的长婿、宝鸡申福新厂经理李国伟先生。
李国伟先生与荣德生长女荣慕蕴女士在1916年10月成婚。从 1918年，李国伟就投身于荣氏企业的管理和发展。正值他把汉口申福新两厂办得风生水起时，遇上了抗日战争爆发，东南工业内迁，于是有了宝鸡的申新窑洞工厂。
申新和福新的内迁，是在中国的推动下实现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接受代表团、长江局领导成员秦邦宪（博古）的委托，成功地把原在武汉的64家企业迁出。荣德生写信告诉李国伟要努力搬迁，务求把损失减少到最低，并谆谆告诫李国伟“报效国家社会，在荒僻（之处）创造事业”。1938年10月，以申新和福新为首的15家企业落脚在宝鸡地区。
申新首批运往重庆的设备于1939年1月12日开工生产，成为迁川纱厂中最先开工的工厂，所得利润被李国伟用于宝鸡，有力地支持了宝鸡的建厂复工。
申新和福新在重庆的纱厂、面粉厂，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履毁履建，从始至终坚持生产。1941年6月，李国伟在成都筹建的建成面粉厂开工。1942年12月，申新在成都筹建的纺织分厂开工。
武汉申新职工在这次大迁徙中表现了与企业共命运的高尚气节。原计划只留70个技工随迁，工友们却与工厂不离不弃，当场就有200多名工人表态：宁可不要遣散费也要跟工厂内迁。其中以无锡老乡为管理、经营、技术的主要力量。
1938年10月后，申新200多名员工分20批陆续到达，集中在宝鸡斗鸡台火车站。工友裴振海、杨金河、阎孝春、钱玉仁、刘仁宝五人为了寻找工厂，从汉口沿着铁路步行900多公里找到宝鸡，工友王素海也从重庆翻山越岭走到宝鸡并找到申新驻地。
根据1940年12月24日申新厂务会的记录，李国伟作了加快在宝鸡建厂的动员：
“在这紧急时刻，多增加一分生产就是多增加一分国力”。“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民众，均有赖吾等接济。所以我们应从速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
李国伟的决策、动员和全力推动，使得宝鸡申新在民族危亡之际，上下一心，怀抱救国之志，在西北后方创造出工业奇迹。
其时宝鸡只是一个西北小县城，缺乏电力，申新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只得借用12台汽车引擎和木炭机等设备做动力，于1939年8月9日在14间平房内试生产。为增加产量，又向陇海铁路局租借来404号机车头，专门修建了250公尺专用线，将机车开进厂区，改装成发电机，带动了4000个纱锭的生产。
1941年1月5日，申新发电厂3000kw发电机组正式运转，标志着申新全面复工求发展的开始。申新的发展引起了日军的关注，他们立即把申新及秦宝十里铺工业区作为重点轰炸目标。申新发电厂经受了日军多次轰炸，坚持屹立不倒。为生产提供者强大的电源。
1941年11月20日，文化名流林语堂到宝鸡申新参观，盛赞屹立在炮火中的申新发电厂“很伟大”，是一处“动人的地方”。
1941年2月28日，申新在竣工的窑洞车间内顶着日军的狂轰滥炸坚持生产。万锭纱机进窑洞生产亘古未有，创造了中国抗战中最伟大的奇迹。据最新史料：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央在“三线建设”决策前，中央办公厅和统战部曾派员登门拜访李国伟，调研宝鸡申新窑洞车间的建造和防空等问题。
1940年5月，李国伟筹建申新铁工厂。在日军封锁中国海运期间，申新西南、西北各工厂所需机器及配件都由自己的铁工厂制造，不赖外求。
1941年11月8日，宝鸡福新面粉厂正式生产 。1942年3月，在甘肃天水建成面粉厂、毛纺厂等，继续扩大公司制作规模。
1945年3月27日，申新宝鸡宏文造纸厂开工生产。为解决全厂员工和家属生活缺乏陶瓷器皿的困难，申新又自办了陶瓷厂。
李国伟在宝鸡以申新为基地，不断扩厂建厂，不单经营纺织、制粉企业，还向印刷、电器、银行、保险等行业投资。截至抗战胜利，申新生产6.2万吨棉纱，43.2万匹棉布。福新在1945年生产的面粉中，有53%供给军用。宝鸡宏文造纸厂生产机制纸，解决了西北的“纸荒”。申新铁工厂在1941年内，就制造各式工作母机102台。到1949年，先后制造各类纺织、面粉、造纸机114台（套），冶炼生铁170余吨。申新系统在形成全能公司集团的同时，还创办了许多联厂。
设在宝鸡的申新总管理处统一调度分设在陕、甘、川的五个公司的业务。申福新系统在西南、西北的工人总数已达万人。总管理处还管理着遍布13个省的50多个外庄（驻外网点）及国外6个代理处。申新系统成为内迁后组织架构相当完善的企业集群，逐渐发展成大后方的综合性大型厂商。
抗战胜利后，宝鸡总管理处所属企业慢慢的变成了荣氏企业内的重要“一足”，使荣氏企业呈现三足鼎立之势。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申新在宝鸡、汉口、上海、天水、广州、重庆、成都、芜湖、九龙等地工厂的主要设备，共计有纱机103000锭；布机740台，面粉机日产15200包，电力11100千瓦。
西迁宝鸡后，李国伟领导的团队在战争环境中建立的一系列企业管理制度，适应了抗战需要，适应了在西北地区的建厂求发展，这是对荣氏企业在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和发展。
李国伟很看重企业文化的建设。持续开展的体育、文艺活动，不断地宣传爱国、爱厂思想，缓解了乡愁。申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企业文化，得到了绝大部分员工的认同，成为工作中的行为准则。久而久之，形成了申新独特的企业文化氛围， 凝聚了人心。
申新对中国纺织行业的最大贡献，当数从1941年6月首倡“三.八”工作制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促进社会文明和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三.八工作制度逐步在各地工厂建立和推广，延续至今。
申新当时吸收了大量难民务工，通过管理、学习和实践，企业把进厂的难民培养成为宝鸡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生产管理人员，为建设新中国储备了人才。
在家族关系中，李国伟深得荣宗敬、荣德生两位老先生的信任和倚重。李国伟对待岳丈实心实意。翁婿关系非常密切，在传统道德观念上，两代人堪称楷模。
1946年春，荣德生先生在上海遭匪绑票，被索要巨额美元赎人。李国伟迅速筹措美元，亲自携现款赶往上海参与营救活动。
荣德生先生脱险后，隐息家园，终老于无锡七尺场的李国伟公馆，足见翁婿关系之密切非比寻常。
1951年11月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陕西省人民政府工业厅与申新公司西北管辖区签署协议，实行公私合营。合营前，李国伟、龚一鸥一起去上海总公司，向荣毅仁先生说明宝鸡厂合营事项，并且取得住在无锡的荣德生同意。
宝鸡申新是全国第二家公私合营企业，也是李国伟管辖下的荣氏中最早完成公私合营的企业，比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间早了五年。汉口、重庆、成都、上海及广州各厂，随后陆续完成了公私合营。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李国伟起到了带头作用。
综上所述，宝鸡申新的根在无锡，管理理念源于荣氏企业。李国伟是荣氏企业的重要成员，深谙管理之道，是杰出的爱国企业家。
李国伟先生善于审时度势，刻苦经营，富有实际经验，建立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善于运用资金，又能勤俭节约。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创立名牌产品，以树立企业形象。他在荣氏企业中，不仅是创业者，还堪称独树一帜。
申新内迁宝鸡后形成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慢慢的变成了宝鸡工业历史背景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荣氏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我们研究荣氏家族企业文化，深入探讨荣氏创业群体的企业家精神，李国伟和申新团队在陕西宝鸡对荣氏家族企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的实践，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冯驱，1949年10月出生在江苏无锡，是申新公司子弟，其外祖父参与了申新和福新从武汉至宝鸡的西迁和建厂复工。冯驱于1954年从无锡迁居宝鸡，当过知青，下过乡，后在宝鸡的企业和银行工作，直至退休。现为宝鸡工业文化研究者，申新文史专家，有纪实文史著作《西迁！西迁！》，西安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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